因为生活费，我和母亲的关系接近冰点
幼时我的体质非常柔弱，经常腹痛，每痛起来，感觉好似五脏六腑都被绞在一起。母亲给 我吃了各种药，包括中草药。对中药我潜意识里非常拒绝，每次喝药，尽管我紧闭牙关，母亲 总是用她有力的大手使劲掐我的两腮，父亲趁机将药倒进我嘴里。更有一次，我用力甩头，坚 决不喝。母亲无奈，就让父亲把我夹在两腿之间，一只胳膊死死箍住我的双臂，另一只手按着 我的头，母亲则用两双筷子插进我的嘴里，然后向下用力一翘。就听“咔吧”一声，我本就营 养不良的小门牙，竟然被筷子撬掉了一颗！这就是我的母亲，铁石心肠的母亲。
“我和你断绝母子关系，你不是我娘！”
泪眼婆娑地说完这句话后，我重重地摔门而出，内心的委屈像奔涌而下的泥石流冲决了我 最后一丝坚强的伪装。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顺着脸颊肆意而下。
我听到邻居们都在身后一声接一声地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回来，但我听得更清楚的，还是 母亲悲怆而又决绝的声音——“你们谁都不要管他！”“有本事你永远不要向我要钱！”“ 走了你就永远不要进这个家门！”
母亲响亮而又激愤的声音紧紧在身后追赶着我，甚至冲在了我的前面，在我的四周形成了 无数的包围圈，我走到哪里，包围圈就随着追到哪里。两个“永远”像一把烧红的烙铁，一遍 遍灼烧我的耳膜，一次次灼伤我虚伪的坚强，更加坚定了我要和她断绝母子关系的念头。
“你能不能别说了？你就不能多给他两块钱啊！”看我夺门而出，一向温文和气的父亲气 愤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对着母亲怒吼。母亲似乎不为所动，依旧对着我的背影重复着那两个“ 永远”。
我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也没有把母亲提前蒸好的一尼龙袋黑面馒头带着，就背着书包快速 冲出了院门。父亲低沉的怒吼渐渐听不到了，邻居们善意的劝说也渐渐消失于耳边，只有呼呼 的风声和母亲的怒吼依旧在我的耳边不绝地回响。
我无法承受的胃酸此刻瞬间爆发，一股股酸水如同泉水汩汩往上涌，让我不得不蹲下来， 手攥成拳头，紧紧地顶着腹部。胃酸反射到口腔，唾液如决堤的洪水一般从舌头周围喷涌而出 ，一股股清亮的酸水从口腔里哗哗流下，连同泪水，湿了一地。
这一年我读高一，因为要求增加生活费的问题与母亲大吵了一架之后，我摔门而出。
严苛的母亲
这个情景发生在1989年的冬天，彼时我家住安徽省原阜阳县西刘乡刘寨村。我在离家15公里外的一所县重点中学———原阜阳县大田中学读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 住宿在学校，周六下午放学后回家带下周的生活费和干粮，周日下午返校。我和大多数同学一 样，每周从家里领一定数目的生活费，再带上母亲蒸的黑面馒头，每天三次将黑面馒头送到食 堂蒸馏，再花一毛钱打上一份飘满了猪油的香气，却见不到一丁点儿猪肉的冬瓜汤。
初中时，母亲一周给我两块钱的生活费，一周有六天在学校吃，平均每天只有三毛多钱。 很多时候我是不能去食堂买饭菜的，馒头在食堂馏好了以后，到学校茶房花两分钱打上一缸子 开水，填饱肚子。如今上高中了，母亲依旧坚持不给我增加生活费，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 答应增加一元钱。
她知道，此时我繁重的学业、快速发育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来补充所需的能量；她知 道，一周三块钱，一天五毛钱，一顿饭不到两毛钱，我每天每顿都要精打细算，遇到需要买本 子、墨水，我就要几顿吃不上冬瓜汤；她也知道，黑面馒头是会霉变的，上半周还好，过了周 三之后，馒头上就开始长出了白色的茸毛，有的长出了蓝黄色的霉斑，只能在蒸馏前拿到水龙 头下把霉变的茸毛冲洗掉，把霉斑抠下扔掉，然后再蒸馏；她更知道，长期食用这种馒头，以 及冬瓜汤和寡淡无味的劣质白米稀饭，让我的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每天胃酸泛起后口水 就会哗哗不止，胃里尤其难受，甚至疼痛难忍。虽然这些她都知道，虽然我已经和她说过多少 次我的胃酸难忍，但是她依旧心肠坚硬地拒绝我增加生活费的请求。我实在没办法，让我的两 个姐姐帮我劝她多给些生活费，但是母亲从不曾妥协。
而她不知道的是，我的同学很多人一周的生活费都已经涨到五元钱了，家庭好的都有涨到 十元、二十元的。看到他们每天买着白面馒头、打一份萝卜烧肉或者红烧鸡块之类的荤菜，再 佐以豆腐脑、鸡蛋汤，让我垂涎三尺之余，时常会感觉自惭形秽，总不好意思与同学们扎堆儿 边吃边高谈阔论。而我每次吃饭的时候，要么早早地去食堂，拿着寒酸的黑馒头躲到角落里； 要么很晚去食堂，就不用再担心遇到同学，被人嘲笑。如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无知 的虚荣心使我产生了浓浓的自卑，自卑又让我羞于在同学面前展示我霉变了的黑面馒头。虽然 很多同学也都在食用这种馒头，但是他们的父母大都已经开始给他们增加了生活费，食用的虽 然是黑面馒头，却能在早晨喝上一碗香喷喷的漂浮着花生、豆腐皮等营养丰富食材的油茶，中 午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鸡蛋面或者肉丝面，晚上又可以到豆腐坊里用上一碗撒着白糖的豆腐脑增 加营养。而这些，距离我太遥远。我只能悄悄地躲在寝室的某个角落，喝一口冬瓜汤，吃一口 带着浓重的霉味并且掉渣的黑面馒头。
父亲为我争取到每周五元钱的生活费
在学校艰苦拮据的生活，和我一次次躲着同学吃饭的情形，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不停地滚动 。走在村子里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父母抛弃了的雏鸟，孤零零地立 在突兀的枝头，无处栖身。
小路的左侧是一条浅浅的小沟，而右侧是一方深深的水塘。走到塘边，我突然想起在村子 里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正在上课的我突然腹痛发作，在我回家走到水塘边的时候剧痛再次袭 来，把我痛得躺倒在地四处打滚，后来滚落到塘里险些溺水，多亏有村民及时路过把我救起… …
我突然萌生了跳入水塘将自己溺亡的念头。母亲的话依旧一遍遍在我的耳边萦绕不去，我 感觉脑袋嗡嗡直响。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对我这么冷酷无情，我在母亲身边丝毫感受不到自己 认为应该得到的母爱。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双眼紧盯着平静的水面，意识迷离飘忽，脑 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走下去、走下去……
“水儿，水儿，你要干吗？停下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从身后追了上来喊我的小名。他上前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他跟前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来十块钱，递给我说：“这是你这一周的生活费，不要带馍了。”然后， 父亲又说：“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要生活费不要和你娘说，她就是那个犟脾气，你不知道啊 ？！”
父亲的话让我的委屈再度爆发，泪水瞬间再次奔涌而下。我哽咽着说不出话，一阵一阵的 抽泣让我甚至有种要窒息的感觉。父亲最为疼爱我，每当母亲训斥我或者打骂我，父亲总要为 我说些袒护的话。我之所以每次都要向母亲要钱而不向父亲要，实在是因为母亲在父亲面前总 是很强势，我不愿意看到因为多给我几块钱，而让父亲去承受母亲无尽无休的唠叨。
但这次我不想要这十块钱，因为母亲的话依旧在耳边萦绕不去。我拒绝接受父亲递过来的 钱，父亲就一弯腰把我的书包打开，将钱塞了进去，说：“赶快上学去吧，一会儿街上就没有 车了！”
我和蔼慈祥的父亲用他宽厚的父爱化解了我心中的悲愤。我转过身，一边擦着泪，一边向 街上走去。
自此之后，我有几周不曾回家拿生活费。每次都是同村的同学从家里给我带，黑面馒头依 旧是黑面馒头，但生活费已经涨到了五元，我的诉求达到了。
我不知道是母亲的屈服，还是父亲私下的捎带，而我却有种孩子般胜利后的快意感觉。但 是我对母亲的恨意从未消解，即便月余之后我首次回家，也没有和她说一句话。我有意躲着她 ，不愿和她打照面，吃饭的时候我端着碗躲到一边，吃了后就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母亲一生 倔强，我不和她说话，她也不主动和我说话，母子俩陌生人一般。周日返校的时候都是父亲给 我掏生活费，我心安理得地从父亲手里接过钱，然后从她身边无视而过，扬长而去。
角色的变化让我体悟到生活的不易
很长时间，我对母亲都怀着一种敌意，我和她之间的争吵似乎也从未中断过，直至到大学 、到婚后。1995年7月我大学毕业，当年的国庆节，我和妻子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和妻子几近裸 婚，父亲想借钱给我的婚礼办得隆重些，母亲坚决不同意，只为我在乡下办了酒席招待亲戚， 其他的花销都是我向同学、朋友借的，买了台14口寸的彩电还是用妻子婚前的积蓄。结婚让我 实现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第一次角色变化，我成了承担起家庭重担的丈夫，同时也让我背上了 人生的第一笔债务，走上漫长的还债之旅。
一年之后，女儿的出生让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再次出现了一种新的轮回式的变化，我由 一个儿子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父亲，这意味着我必须要独自去担当一些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毕竟是负债起家，妻子当时在原阜阳县西湖镇华佗集镇农村信用社任临时代办员，每个月 只有100元的工资，待遇非常低。我也没有固定工作，大学毕业后自主应聘到一家乡镇企业原 阜阳县申宝毛巾厂任厂办秘书，工资不足400元。我们这点儿微薄的收入不仅要应对繁多的人 情往来，更重要的是要抚养女儿。妻子身体不好，没有奶水，必须要购买大量的奶粉给女儿吃 。不仅要考虑让女儿吃好，还要把相当一部分工资投入到女儿的智力发展上。
当我独自面对自己的小日子的时候，当我不得不捂着瘪瘪的口袋斤斤计较地计算着、规划 着、分配着那一点点可怜的工资的时候，当幼小懂事的女儿夹着肉丝不舍得吃硬要给我和妻子 吃的时候，我突然间感受到了持家的不易。我似乎有点理解了母亲的严苛和她的不近人情，内 心自那时开始生出了一点点愧疚。
大约在2000年前后，母亲因病住院手术。身为独子的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夜间看护她的 义务。我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到医院看护母亲。刚刚手术后的母亲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嘴唇 干裂，我用温水不停地给她湿润嘴唇。刚开始的一夜母亲睡得还很安稳，第二天之后，母亲嚷 嚷着睡得难受。第三天夜里，母亲几乎不睡，腰痛病让她不得不一直就坐在病床上。病床摇起 止不了腰疼，把被子垫在后背依然止不了腰疼。母亲用双手不停捶打着后腰，疼痛让她不停地 呻吟，憔悴而又苍老。
“娘，您的腰疼病是啥时候开始得上的？”我问母亲。听了我的话，母亲调整了一下坐姿，和我讲起了很多我未曾听说过的故事。
婚后的母亲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母亲还不到20岁。父亲祖籍在现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巩店镇肖寨村。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考入了原安徽省阜阳县林校，求学期间，我的祖父祖母均已在大饥荒中饿死，父亲和我的两个年幼的叔叔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毕业分配，父亲带着我的两个叔叔到了离家100多里的阜阳县园艺场工作。举目无亲的父亲在园艺场附近的合小庄认了个干娘，也就是我的干奶奶。后经干奶奶撮合，父亲和母亲结了婚。
那个年代，皖西北农村一片萧条，没有几家有余粮的，干奶奶也不例外。干奶奶自己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认了父亲为干儿子后，生活更加拮据。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干奶奶从本就捉襟见肘的粮食囤里挖出来一点儿分给父亲，于是父亲和母亲婚后全部的粮食就是我干奶奶给的一笆斗大豆；没有房子，就住在干奶奶家的过道里，一张铺着苇席的木板床和一床薄薄的破被子就是全部家当。夏天还好，冬天一到，寒风刺骨。在这个几乎是幕天席地的过道里，营养不良的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哥。但是，由于吃、穿、用难以维系，大哥骨瘦如柴，早早地就夭折了。长期在潮湿阴冷的环境下生活，母亲也早早地就患上了风湿性腰痛病和头痛病。
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举步维艰，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到处挖野菜，拾生产队扔掉的烂白菜帮子，外婆背着我的几个舅舅又给他们送来一袋子红薯片。就这样，每餐都是一把红薯片砸碎，然后放些烂白菜帮子熬粥聊以度日。这样的生活如今我是无法想象的，但他们就这么一直坚持着。
随着我的两个叔叔年龄逐渐增长，饭量也在增长，生活愈发地紧张。实在没办法，我干奶奶就准备把我二叔过继给一个单身汉做儿子。我母亲不愿意，说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二位养大成人，绝不让我的叔叔改姓他姓。这时我大姨父主动提出他们家帮父母抚养我二叔。于是，我二叔从此后就在我大姨家生活，极大地减轻了我父母的生活负担。
父亲母亲插队落户孤门独户，母亲争强好胜永不服输
父亲婚前，一个月十几块钱的工资，每个月领取工资后要交给我的干奶奶几块，余下的根本无法支撑他和我两个叔叔三个人的生活。实在没办法，父亲主动辞去了自己的“铁饭碗”，插队落户到园艺场附近的刘寨村寨前生产队当了一名会计，一个人一天可以挣两个人的工分。我的父亲乐观、平和，凡事几乎不与人争，由于很早即外出求学，对家庭生活尤其是农田耕作几乎不懂。所以，父亲婚后所有的家庭重大决策往往都是由母亲来决断。
母亲一生要强，怕我们在村子里是外来户被人看不起，凡事绝不愿意输给其他人。她和父亲辛勤劳作，省吃俭用，艰苦度日，不仅把老叔还有我们姊妹四人抚养成人，还先后盖起了三座房子。
我们家到村子落户没多久，父亲工作的生产队帮助父亲母亲在生产队宅基地里盖了一间半的土坯房，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座房子。虽然搬离那座土坯房时我才三四岁的样子，但是它却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至今回想仍依稀在目。当时的一间半土坯房逼仄而又矮小，我的两个姐姐已经读小学，一家六口人实在住不下，母亲决计还要盖房子。
而自己盖房子谈何容易？毕竟是白手起家，除了粮食比以前充足了点儿，现金是分文皆无。那个年代群众有困难是可以找组织帮忙的，母亲找到生产队，请生产队再帮我们家建房。队长答应了，但迟迟不予落实。母亲一次次请队长、副队长到我们家吃饭，在如是“研究”几次之后，建房计划终于付诸实施。
生产队重新给我们划定了宅基地，只是宅基地的位置不好，因为我们家的宅基地正好处于村子里一个王姓家族的包围圈内，除了宅基地北侧是一条水沟外，其他任何一个方向都住着这个王姓家族的人。王姓家族在村子里是一个大姓，而姓肖的全村只我们一家。建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各种阻挠：左右不能占用他们的宅基地、屋前道路必须要留够多少米、茅厕不允许建在影响他们风水的位置，哪怕当初农村司空见惯的粪堆的位置也会被他们找出各种不合适的理由要求迁走。父亲木讷无言，一切与这个家族的沟通交流全由母亲一人冲锋陷阵，至今我的脑海里依旧会想起当年母亲与他们争吵的情形。他们欺负我们家势单力薄，多是无理取闹， 而母亲单枪匹马，寸步不让。好在生产队主持了公道，我们家建房事宜在重重阻力中如期进行了下去。
生产队包办了建房所用的全部土坯，但是其他东西要由我们家自己解决，还要管参与建房的社员一天三顿饭。于是，母亲用家里为数不多的一点儿粮食到粮站换了百十斤粮票购买鸡蛋、猪肉之类的副食品。不幸的是，粮食虽然交了，但粮票却被具办人因工作调动而“顺手牵走”，母亲欲哭无泪。但是既然事情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母亲没有退缩，她东挪西借、七拼八凑，凑足了木料、席帛还有一日三餐的钱物，在背了一身的债务之后，真正属于我们家的土坯房终于建成了。
那时我虽然年幼，但依稀记得很多的细节。在房子主体落成上梁的时候，按风俗是要撒“对子馍”、染红的花生，还有糖果的。所谓“对子馍”就是非常小的白馒头，点上红花，这是皖北地区农村建房的风俗，以寓吉祥之意，如今这个风俗已经渐趋消失。当建房大师傅在房梁上高高地扬起手，白白的“对子馍”、红红的花生、五颜六色的糖果，纷纷从天空落下，前来祝贺的大人、孩子一拥而上疯抢。此时我正站在母亲的身边，拉着她的衣襟。母亲抬头看着高高的房梁和房梁之上湛蓝的天空，泪水瞬间无声落下。她急忙低下头，拉着我跑到灶台旁坐下，头深深地埋入臂弯，双侧肩胛抖动不已……
这座土坯房一直居住到我十来岁的样子。第三座房子是红砖青瓦，高高的围墙，门楼贴上印花的瓷砖，在当时的我们村是屈指可数的，这几乎都是母亲在张罗、在实施。
母亲一生对外人慷慨大方，唯独对我们姊妹四人严苛无情
母亲从没进过学校的大门，不识字，没文化。但是她知道，像我们这样刚刚落户的村民，如果要立足于近千人的村庄而不被人看不起，只有靠自己努力争取。她对周围邻居从不主动招惹，相反还乐善好施，无论是谁家要求帮忙，她都二话不说地答应下来。与此相反，她对我们姊妹四人的教育却异常严格，可以说是铁石心肠，不近人情。
我的大姐小时候非常乖巧懂事，很少惹母亲生气。但我的二姐个性很强，与母亲争吵是家常便饭。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农村非常流行蓝色的、裤腿和袖子上有两道长白条的卫衣，也就是秋裤秋衣。作为女孩子，能够穿上一套这样的衣服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二姐很想拥有一套这样的衣服，向母亲要钱，遭到了母亲的无情拒绝。二姐很会撒泼耍赖，便绝食以示抗议。可惜她遇到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软硬不吃的对手，不仅对她毫不理会，甚至一次次将父亲和大姐给她端的饭全部收走。睡了两天觉，饿了几顿饭，二姐看这招不行，便又生出另一招来，她趁母亲、父亲、大姐都在身边的时候，虚张声势地拿出一瓶农药，哭着闹着说不想活了，死了算了。大姐吓坏了，扑上前去就夺，父亲也帮着大姐夺药瓶，只有一旁的母亲冷冷地看着二姐拙劣的表演，毫不理会身边发生的一切，还大声喊道：“都别拦她，让她喝，让她喝！”
一次，父亲、母亲和大姐都去上工了，二姐在家带着我和邻居王伯家的几个孩子打起架来。虽然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我和二姐都是不敢惹事的孩子，事情起因绝对不怨我和二姐。于是，我和二姐自恃有理，在得理不饶人的心理驱使下，来到王伯家大闹，不依不饶。王伯气不过，指挥着他的几个孩子轮番殴打我和二姐。王伯的弟弟看不过眼，怒斥王伯一家人，护着我和二姐，我们才不至于被揍得太惨。
好心的邻居看到我和二姐被人欺负得可怜，就跑到地里告诉正在忙碌的母亲我和二姐被人揍了。母亲急忙扔下手里的农活，跑步回到了村子里。当我看到母亲的时候，内心的委屈瞬间化作泪水喷涌而出。我以为母亲这个时候一定会为我和二姐主持公道，向王伯讨要说法。但让我想不到的是，母亲从地上捡起一根粗粗的木棍子，左手拉着我的右手，然后一拧我的胳膊，我的屁股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防护。母亲抡起木棍，一边训斥我不懂事，一边狠狠地打我的屁股。当我用手去护屁股的时候，棍子又狠狠地落在了手上。打了我一会儿后，母亲又去打二姐，说二姐在家没有照顾好我，还带着我和人家打架。
这个事情至今母亲和我都记忆犹新，每当忆起这段经历，母亲都会叹口气，然后说：“我能舍得打你吗？但是你再有理，总不能跑到人家门口去闹吧？这样你有理也变成了无理。”母亲一生在教育我们姊妹四人的问题上，从不溺爱、偏袒，即便我这个独子，她一样地管束极严。如今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早已为人媳、人妻、人母，她们从不曾和自己的公婆红过脸，妯娌之间也非常融洽，深得村民赞许，这都是母亲严格管教的缘故。
听着母亲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幅画面：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我半夜醒来，无数次看到母亲被头痛、腰痛折磨得难以入睡，披衣而坐，甚至一直坐到天蒙蒙亮，然后起床，下地干活……
那一刻，我突然真正理解了母亲的“铁石心肠”。我理解了她对我的种种让我百般困惑的言语和行为，理解了为什么每当我做错事她就用鞋底狠狠地打我屁股，理解了她为什么一次次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姊妹四人缝补旧衣服而不愿买新衣服，理解了为什么假期时她每天总是早早地喊我们姊妹四人起床下地劳作，理解了她每周为什么总是紧紧地计算着我的生活费用生怕我多花一分钱。种种这些，都是她一生所经历的困苦、艰辛生活的写照，也铸就了她坚韧、倔强的性格，甚至看起来近似无情。也正是因为她对我们姊妹四人近乎苛刻、严格的要求，才让我们树立了自立、自强的人格，养成了刻苦、勤俭的美德。
操劳一生的母亲如今疾病缠身，高血压、甲亢、风湿性关节炎，一双枯瘦的手十指关节肿大变形，一到冬天根本就握不到一起。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让一生的腰痛病和头痛病如影随形地跟着她，尤其是冬天，疼痛愈加剧烈。
看着痛苦的母亲，想起过去曾经年幼无知的行为，我蓦然感觉脸上好像被一根荆棘狠狠地抽打了一下，火辣辣地疼。一阵阵内疚翻江倒海般在我的心里翻腾，让我无地自容。我为自己那么多年对母亲的无礼、冲撞、针锋相对而懊悔，我更加感觉到在看似坚强的背后，年迈的母亲此刻更需要我这个儿子来为她撑起生活的伞，为她遮风挡雨。
想到这里，我披衣起床，坐在母亲的身后，用自己的肩扛着她的腰，轻轻地说：“娘，您靠在我的肩上吧！”（凤凰情感时尚）
